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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之借尸还魂
古人按语说.换代之际,纷立亡国之后者,固借尸还境之意也。凡—切寄兵权于人,而代其攻宁者,皆此用也。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况,在改朝换代的时候,都喜欢推出亡国之君的后代,打着他们的旗号,来号召天下。用这种“借尸还魂”的方法,达到夺取天下的目的。在军事上,指挥官一定要善于分析战争中各种力量的变化,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有时,我方即使受挫,处于被动局面,如果我方善于利用敌方矛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也能够转被动为主动,改变战争形势,达到取胜的目的。借尸还魂:原意是说已经死亡的东西,又借助某种形式得以复活,用在军事上,是指利用、支配那些没有作为的势力来达到我方目的的策略。战争中往往有这类情况,对双方都有用的势力,往往难以驾驭,很难加以利用。而没有什么作为的势力,往往要寻求靠山。这个时候,利用和控制这部分势力,往往可以达到敢胜的目的。秦朝实行暴政,天下百姓“欲为乱者,十室有五。”大家都有反秦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就难成大事。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被征发到渔阳戍边。当这些戌卒走到大泽乡时,连降大雨,道路被水淹没,眼看无法按时到达渔阳了。秦朝法律规定,凡是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的戌卒,一律处斩。陈胜、吴广知道,即使到达渔阳,也会误期被杀,不如一拼,寻求一条活路。他们知道同去的戍卒也都有这种思想,正是举兵起义的大好时机。陈胜又想到,自己地位低下,恐怕没有号召力。当时有两位名人深受人民尊敬,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温良贤明,已被阴险狠毒的秦二世暗中杀害,老百姓却不知情,另一个是楚将项燕,功勋卓著,爱护将士,威望极高,在秦灭六国之后不知去向。于是陈胜,公开打出他们的旗号,以期能够得到大家拥护。他们还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巧妙地作了其它安排。有一天,士兵做饭时,在鱼腹中发现一块丝帛,上写“陈胜王”(这个王字是称王的意思),士兵大惊,暗中传开。吴广又趁夜深人静之时,在旷野荒庙中学狐狸叫,士兵们还隐隐约约地听到空中有“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他们以为陈胜不是一般的人,肯定是“天意”让他来领导大家的。陈胜、吴广见时机已到,率领戍卒杀死朝廷派来的将尉。陈胜登高一呼.揭竿而起。他说:我们反正活不成了,不如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就是死,也要死出个样儿来。于是,陈胜自号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占大泽乡,天下云集响应,节节胜利,所向披靡。后来,部下拥立陈胜为王,国号“张楚”。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势力增强,但还不雄厚。他和孙权都把眼睛盯住四川,那里地理位置好,资源丰富,是个可以大展宏图的好地方。但是,曹操统一中原的决心已定,虎视眈眈,牵制住了孙权的力量。刘备、孙权一时都对四川无法下手。公元215年, 曹操进攻汉中,张鲁降曹。益州刘璋集团形势危急。这时,刘璋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分崩离析。刘璋深怕曹操进攻四川,心想,不如请刘备来,共同抵御曹操。刘备得讯,喜不自胜,正中下怀,这不正是他进军四川的大好时机吗,他派关羽留守荆州,亲自率步卒万人进入益州。刘璋推举刘备为大司马领司隶校尉,自己为镇西大将军兼益州牧。刘备、刘璋的这段“蜜月”肯定长不了。一日,刘备接到荆州来信,说曹操兴兵侵犯孙权。刘备请刘璋派三万精兵、十万斛军粮前去助战。刘璋怕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只同意派三千老兵出川。刘备乘机大骂刘璋:我为你抵御曹操,你却吝惜钱财,我怎能和你这种人合作共事!于是向刘璋宣战,乘胜直捣成都,完成了占领四川的计划。刘备就是借刘璋这个“尸”,扩充了实力,占据了四川,为以后建国打下了基础。 
水族的美术
水族刺绣是比较著名的民间手工艺,由老艺人世代相传给水族妇女。三都县各村寨都有刺绣艺人,人多艺精,她们利用农闲季节精心细绣。她们先从市场上购买质地较厚、韧性较强的夹纸,剪成各种动物、花草、飞鸟图形,紧贴在布料上,用花线精心刺绣。凭着她们对事物的洞察能力、审美观念和娴熟的手艺技巧,使各种绣品展现出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创造力。   绣品主要有背小孩的包袱背带,妇女的花鞋、围腰、头巾等。而马尾绣则是水族刺绣中的精品,制作方法即在马尾丝上裹以白色丝线,然后用这种马尾丝线和彩色丝线,放在青色布壳上,镶拼成各式各样几何图案和花鸟虫草,构成一幅结构完整、形象生动、色彩鲜明的美丽画面,于是同时使用两枚针,一针牵着丝线,一针来回挑绣而成,一床精致的马尾绣背带,几乎要花一年时间才能绣成。体现着水族姑娘心灵手巧和本民族的民间工艺和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绣品内涵常常包含着水族人民对未来美好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和祝愿,也蕴育着姑娘们对自己的青春年华的期盼和眷恋情意。 水族银饰工艺 水族的银匠也是世代相传的银饰手工艺,专门打制民族特色的装饰品,如妇女的银项圈、手镯、耳环、银簪、银梳、围腰银链、戒指、压领等;儿童佩带的银帽福、罗汉、银铃、银片等。如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县的民贸商店,都设有银饰专卖柜台。银匠大多集中在三都的九阡、水龙、周覃和荔波的水尧等地。 水族雕刻 水族的雕刻技艺也具有较高的水平。雕刻有石刻和木刻两种,石刻工艺主要用在石棺墓、石桥和庙宇上。远在明清时代,水族石刻已达到较高水平,引朗乡的石棺墓群就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墓碑不仅刻有刚动的汉字,还刻有浮雕——花鸟虫兽和人物出行图,还有水族人民所喜爱的铜鼓、鸟类图案。此外,还有单面碑、三面碑、五面碑、楼阁碑、八字门等等。雕刻的各种图案,工艺精细,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如今各地水族都有石刻艺人,光阳安一地就有几十人。木刻工艺多用在屋宇、窗户、神龛、卧床、箱柜上,所刻图案多为龙、凤、花草等,细致美观,维妙维肖。 水族竹编 水族的竹编技术也很高明,每个村寨都有人会利用白竹、金竹编织密实的晒席、躺椅、坐椅、簸箕、米筐、竹筛等。九阡地区会编斗笠,荔波县洞塘的睡席,早在清道光年间已蜚声国内外。这种凉席性韧细致,光滑凉爽,可以折叠放进族行袋,用时打开平展如故,没有断裂痕迹,还具有较高艺术价值。至于箩筐、提篮、鱼篓、乌鸡笼、粪筐等日用工具,几户各地各户都会。现在这些编制品已由日常用具,发展为编制为箱、衣箱、精致笠帽、儿童玩具等工艺美术礼品等方面了。
侗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
中国侗族的文学,包括该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个组成部分。在侗族民间文学中,“嘎“(歌谣)、“垒“(原始宗教祭词)和“暖“(神话传说)是出现比较早的部分。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例如《洪水滔天》、《开天辟地》,在侗族中间有广泛的流传。而长篇史诗《祖公之歌》(包括上篇《祖公上河》与下篇《祖公落寨》),则是追溯本民族祖先来历的叙事大歌。英雄史诗《萨岁之歌》歌颂了一位侗族古代的女英雄,也表现出浪漫主义的神话色彩。侗族传说,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杨太公救飞山》、《杨天应收云雾》、《吴勉的传说》等人物传说以及《双龙斗凤》、《鼓楼的来历》等风物传说。而民间故事在侗族中也是题材广泛和内容丰富的,表现爱情生活、机智人物、歌师艺人、农民起义等情节的故事,都有大量的流传。侗歌在侗族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可分为“叙事歌“、“大歌“、“坐夜歌“、“玩山歌“、“劝世歌“、“礼俗歌“和“儿童歌“等多种类别。侗族民歌在其演唱形式上,有“嘎“、“耶“、“款“的区别,“嘎“是独唱或二人二声部重唱,“耶“是集体合唱,“款“则是只诵不歌的“款词“。在侗族民间,能唱歌又能编歌的人是受到尊敬的,被称为“歌师“。《歌师传》是侗族民歌中一部重要作品,全歌116行,叙述了历史上的14位歌师以及他们的19部作品。侗族文学中的某些优秀作品,还存在同一题材多种体裁的情况,例如《珠郎娘美》,就有故事,有只唱不说的叙事歌,有载叙载唱的叙事歌,以及侗戏等。大约在唐代,侗族即开始出现文人用汉字创作作品的情况,而现在所能看到的侗族文人作品,是从清代才开始流传下来的。姚复旦、杨廷芳、杨昭敏等是清代侗族作家的代表。 《珠郎与娘美》 中国侗族的民间叙事长诗。作品的题材来自民间传说,其故事梗概是,在黔东南的侗族地区,有一对青年恋人,男的叫珠郎,女的叫娘美。为了摆脱不情愿的包办婚姻,他们翻越了九十九个坳,在它乡安家。当地的地主银宜,蓄意要霸占美貌的娘美,便定计杀害了珠郎,还诬陷死者是奸细。娘美为了给丈夫报仇,以愿嫁给为珠郎下葬者为诱饵,斩杀了仇人银宜,然后背上心上人珠郎的遗体,重返故土。《珠郎与娘美》的故事在侗族地区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的异文,民间叙事长诗是在流传中由侗族民间歌师们加工完成的。1921年,侗族戏师梁绍华又将《珠郎与娘美》创作改编成同名侗戏。 《吴勉的传说》 中国侗族的民间传说。吴勉是明代洪武年间侗族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有侗、苗等族20万人参加,波及黔、贵、湘三省。《吴勉的传说》,是侗族人民世代缅怀和歌颂这位民族英雄的产物,在作品中,吴勉被描绘成一位能够呼风唤雨、剪纸成兵、赶山退敌、死而复生的神奇英雄,作品处处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息,把传奇性与幻想性结合起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侗族聚居地区广泛地得到流传。 大歌 中国侗族的传统民歌形式之一。大歌由集体吟唱,是一种多声部自然声的演唱方式。其主要流行地域是贵州省的黎平、榕江、从江和广西的三江等侗族聚居地。大歌的歌队由少则三人多则十数人组成,要求在演艺方面训练有素。演唱往往在侗寨鼓楼中进行。大歌的种类很多,有“叙事大歌“、“抒情大歌“、“说理大歌“以及专门展现音调的“声音大歌“等等。《门龙之歌》、《娘美之歌》(即《珠郎与娘美》)、《肇兴歌》、《父母歌》、《三月歌》等,是侗族大歌的代表作。 坐夜歌 中国侗族的传统民歌形式之一。坐夜歌又称走寨歌和青年男女歌,因经常用琵琶伴奏,也称琵琶歌。坐夜歌是一种情歌,男女青年在表达彼此爱慕之情时,可即兴而编,借歌传情。有些编得比较好的歌也会被他人借唱,从而逐渐变为传统的唱段。“情人歌“是在贵州黎平、榕江、从江和湖南通道、绥宁以及广西三江、龙胜等侗族地区广为流传的作品,是由《新情人》、《旧情人》、《本寨的情人》、《离散的情人》、《美丽的情人》等十几首歌构成组歌的形式。
布依族的美术
布依族人民心灵手巧,能制作许多技艺精湛、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产品。主要有纺织、印染、织锦、刺绣、剪纸、雕刻、竹编、陶器等各种产品。 纺织 布依族自古以来就掌握纺纱织布的技术。布依族家庭一般都有一套纺纱织布的机器,女孩十岁左右就学习纺纱织布,十四五岁就能织出各种各样的布匹了。布依族自织的土布有纯白色的和土花布两种。土花布用白、青、蓝、灰等不同颜色的棉纱交织而成,花样繁多,朴素美观,为群众喜欢穿用。布依土花布普遍流行于黔南、黔西南布依族地区,以黔南荔波县产的最具特色。当地妇女织的土花布做工精细。图案新颖,花色素雅,品种繁多,基本布纹分为柳条、格子、壁笆、梅花、辣花、桂花、花椒、鱼刺、斜纹等十多个品种二百多种花色,以深色调为主,浅蓝相映,纹饰大方,装饰性强,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可以制作各种服装和被面、床单、帐檐、门帘、桌布、台布、沙发套、挎包、提包、书包、钱包、领带等,也可作装饰品和馈赠礼品。自1984年起,荔波土花布已向日本、法国和东南亚诸国以及港、澳地区出口。1986年,荔波县对传统的土织布机进行了改造,这一改革提高了土花布的质量和产量,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蜡染 布依族印染工艺主要有靛染、蜡染、枫香染、扎染四种,以蜡染最著名。布依族蜡染久负盛名,早在《宋史》中就有“南宁州特产……蜜蜡、蜡染布……”的记载。宁代南宁州即今黔南惠水县布依族地区,可见宋时布依族先民即已盛行蜡染。蜡染是蜡画和染色两种工艺的结合,布依族制作蜡染的方法较为简便,以蜂蜡为防染剂,以铜片制成各种形状的蜡刀;布依蜡染的花纹图案常见的有蕨菜花、刺梨花、团花、小花等;有的仿照铜鼓上的纹饰为图,有旋涡形、水波形、连锁形;还有鸳鸯、喜鹊、梅花鹿、龙飞凤舞、双喜双寿等图案,民风浓郁,古朴典雅,以蜡裂的冰纹(亦称龟纹)奇特和画工精致而驰名中外。蜡染工艺在布依族地区广泛使用,尤以贵州西部镇宁、安顺、关岭、六枝、晴隆、普定一带最为盛行。镇宁扁担山区的石头寨被誉为“蜡染之乡”,这里的姑娘从十一二岁起就开始学习蜡染,每逢场期,在场坝上,仅卖蜡染、刺绣、织锦产品的就形成了“一条街”。 织锦 布依族妇女特有的传统工艺之一,以贵州镇宁织锦最负盛名。布依织锦是在古老的织布机上用自己染好的青线、蓝线作经,用五颜六色的花线作纬,用竹片拨数纱线,穿梭精挑细插编织而成。锦花图案多为菱形、三角形、四方形等,几种几何图案穿插组成人物或各种动物。彩色花线交相辉映,花纹精致紧密,表面光滑平整,图案瑰丽美观,色彩鲜明夺目。织锦制品大多用来制作妇女头帕、衣服、围腰、背带、挎包和各种花边等。 布依族织锦已列为重点民族工艺品,并被评为全国旅游优秀产品之一,在国内外参加展览,深受中外鉴赏家们的赞誉,外国友人纷纷购买珍藏。镇宁自治县美术工艺厂设计的布依织锦,曾荣获轻工业部创作设计一等奖,在2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太博览会上受到好评。 刺绣 布依族刺绣历史也很悠久,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有布依妇女“腹下系五彩挑花方幅,如绶”的记载,说明布依族刺绣在明代就已盛行,而且相当精致了。刺绣在布依族地区普遍盛行,方法多种多样,有平绣、绉绣、缠绣、挑绣、编绣、骑绣、剪贴绣等。刺绣花纹栩栩如生,技艺精巧,色调和谐。通常用作服饰、背带、围腰、帐檐、被面、枕套、头帕、荷包、鞋面、手帕等,是布依姑娘心爱的工艺珍品。 雕刻 布依族雕刻艺术有木雕和石雕两种,著名的有安顺木刻傩戏和地戏面具,惠水的石雕碑石、石狮、盐碓和普安龙溪砚雕等。 在安顺县黄腊布依族乡,有十多个专做傩戏、地戏面具木雕的好手,远近闻名。其中又以六宝村的为最佳。 此外,布依族的传统木雕还有门楣、窗棂、屋檐、栏杆、床檐、神龛、八仙桌边、椅子靠背等。图案有龙、凤、鹿、羊、鱼、鸟、竹、树、花、草等。造型生动,姿态活泼、古色古香,富有民族特色。
满族音乐的文化背景及艺术形态
满族音乐生成的文化背景及艺术形态 有史可查的满族先世音乐是“渤海乐”,它是靺鞨建立渤海国后,逐渐吸收高句丽后裔、夫余人和其他部落而形成的渤海族的音乐。渤海国初建时期,各部落尚处在原始社会晚期阶段,渔猎是主要生产方式,以后由于和唐王朝的交流日趋密切,形成了国家政权中心地区生产方式农耕化的阶级社会文化结构,而边缘地区还保留原始的土著文化。这方面可从东宁县团结遗址发现渤海时期平民居住的半地穴式居住址和在渤海上京发现的地面建筑居住址的强烈对比便可窥见一斑。 渤海国文化曾极盛一时,(自契丹灭渤海后,渤海故地空虚、遗民甚少,其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后世记载中看到,“渤海乐”大致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渤海贵族享用略有汉化的贵族音乐,如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中的三个乐伎,他们手持的乐器,似拍板、箜篌、琵琶,这些是唐燕乐的典型乐器。这部分音乐经融会渤海、高句丽、汉族音乐风格为一体后,不仅为渤海贵族服务,还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宫廷音乐中的一部分①。另一部分是民间音乐。渤海土著人生活在北方的深山密林、江泽湖畔,严酷的生活环境和殊死的狩猎生活,形成了粗犷乐观、勇猛机智的性格。《旧唐书?北狄传》载:“靺鞨人性凶悍,无忧戚,……”、《契丹国志?卷26》载:“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夸男子智勇骁勇”。由此《隋书?乐志》载:“开皇初年,(靺鞨诸部)相率遣使贡献,高祖因厚劳之。令宴饮之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战斗之容”。 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后,移居契丹本土的渤海人仍跳传统的“踏棰”舞。从上述形容渤海民间乐舞的记载中,虽无从考察其音乐形态,但可以判断出渤海族民间音乐的生成与他们的性格和生产方式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近年,音乐家们挖掘、整理出了渤海国时期传入日本宫廷的“渤海乐”中的一个乐曲——《新靺鞨》②,从解译后的乐谱中看,“曲调坚定有力,有劳动号子的特点。旋律音阶是以sol,la,do三音列为核心的五声音阶,这正是现在满族民间音乐的特点”③。这个乐谱以具体的音乐形态证实,渤海族民间音乐具有以劳动节奏为主和体现原始美的艺术特征。 渤海国亡后,“黑水靺鞨后称女真,金源各族所从出也”④。建立金帝国的完颜部源于“生女真”,始初他们生活在地处边远,气候寒冷的丛山荒野、江河湖泊间,生产落后、生活困难,仍处在野蛮阶段。但是他们孕育着自强精神,企望南迁,最后经过长期大规模的征战统一了女真各部,又消灭辽王朝,建立起庞大的金帝国。此后,女真族呈多种文化状况,入主中原和上京地区的女真人以农耕文化为主,逐步与汉文化结合进入文明社会;而留在东北地区其他的女真人仍以渔猎、畜牧文化为主,处在较落后的文化状态。 在音乐上,一方面金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效仿汉文化,让“乐”为“礼”服务,便极力吸收辽宋音乐,使其典礼音乐、祭祀音乐丰富完备,并形成较完整的礼乐制度和治乐思想;另一方面,因为过分地推崇汉文化而淡化了女真文化,使官方制定的女真语和女真字逐渐被汉语、汉字所代替,继而女真族音乐也被人们淡忘。正如《金史?乐志》载:“大定二十五年,幸上京……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於是诸老人更歌本曲。”由此可见,除老人外,大多数女真人不会唱本民族歌曲。  ;所以,女真族民间音乐在史料中的记载仅是,乐有“鼓笛”、歌有“鹧鸪”、“臻蓬蓬歌”等。那些以后作为牌子曲进入“元杂剧”,似乎是女真语曲名的“阿那忽”、“风流体”、“唐兀歹”、“也不罗”等。在女真族的萨满活动中还可看到女真音乐的踪迹,《金史》卷65“谢里忽传”载:“国俗,有被杀者,必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自尾,横视之则有右翼者。’其哀切凄婉。若嵩里之音。”这段文字记载了辽代女真人的萨满活动及其萨满歌词和音乐情势。 上述史料说明,女真族劳动人民囿于较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缺少文化教育,其民间音乐形态还较为简单,或继续传唱先辈留下的“鹧鸪”等歌,或和着单皮鼓唱着节奏鲜明而简约的“臻蓬蓬歌”,以及萨满活动之歌,而乐器仅有鼓(包括单皮鼓)和笛。由此可见,女真族民间音乐呈现出以生活节奏为主,体现自然美的艺术特征。 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各部之前,东北地区大约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建州女真从牡丹江下游迁徙到浑河支流苏子河畔,由于该地邻近明朝边地,促其生产方式从狩猎型急剧向农耕型转化,形成满语称之为“拖克索”的庄园奴隶制。海西女真从松花江中、下游迁徙到开原东和吉林南一带,他们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与汉人进行用土产品牲畜换取生活、生产用品的交易,使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庄园奴隶制比建州女真形成的还略早。野人女真留居在黑龙江流域,他们仍以渔猎为生,兼从事农业生产。满族统一后,虽从狩猎文化转为农耕文化,但“精骑射、尚勇武、喜渔猎、善歌舞是其突出的习尚。 骑马是狩猎和交通的必备条件,射箭是谋生(狩猎)和御敌的必要手段,已达到人人熟谙的程度。”① 满族人的性格“以勇往掠获为荣耀,以退缩无为为耻辱。所以战争之时人人勇跃争先,奋不顾身,甚至下令也制止不住。”从上述满族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性格秉性可以想到,满族音乐以反映生产、生活为主要内容,旋律质朴、节奏棱角分明,音乐性格坚定有力。这些艺术特征在当代音乐工作者所收集整理的满族音乐中都得以映证。 综上所述,在清入关以前的满族及其先世,他们生活在天气寒冷、自然条件恶劣的东北地区北部,出于生存的基本需求,迫切需要改变生活环境,在其北部毫无出路之时,极盼南迁,为此长期处在民族迁徙、战争、分化、融合之中。这种仅能维持生存的生产劳动和动荡的生活环境,使民间音乐呈现以极贴近生活内容的自然音调形态,以此来解除劳动疲劳,达到自娱效果。在此期间,因为满族先世在东北地区没有形成长期相对独立的政权体系,没有坚持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且又长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吸收汉文化,所以影响满族民间音乐形态、风格的自成体系和发展,几乎长期停留在较简单的音乐形态上。然而对满族音乐的认识却不能如此简单,正因为满族及其先世的不断迁徙,使得满族民间音乐在不同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不同变化。
剪纸艺术作品的鉴赏
真正一幅优秀的剪纸作品是具有一定标准的,如何来鉴赏一幅优秀的剪纸作品呢?? 1、刀味与纸感 一幅优质的剪纸艺术作品必须要具备剪纸艺术自己应有的风格和特点。每一种艺术由于工具和性能的不同,从而都形成了自己独具的风格,如中国画注重笔墨,西洋油画强调色块,木刻则讲究黑白,剪纸就要讲究刀味和纸感了,用刀在纸上摹仿版画刻出来的剪纸不应该算作是一“幅好的剪纸、用剪子对着绘画图案临摹下来的剪纸也不能称为佳作。一幅优秀的剪纸应该用剪纸的语言来塑造艺术形象。 2、玲拢剔透 剪纸艺术语言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所有形象都是在玲珑剔透的形式中塑造、这除了剪纸的工具和材料性能以外,主要是要求剪纸具有“透光”的实用需要。尤其是“窗花”更要求如此,否则,一幅黑团团的剪纸贴在窗户上把室外的光线全给挡住了,既不透光,也不美观。 3、强调装饰 一幅优秀的剪纸艺术作品应该强调装饰味,构图平视、对称,画面均衡、美观大方,线条粗细相宜,色彩鲜明,柔和协调等都是形成装饰风格的重要因素。另外由于工具和材料的关系,剪纸作品中一些特有的技法(如“月牙”,“锯齿纹”等)也是促成其装饰特点的重要因素。 4、变形夸张 剪纸艺术作品应该强调造型夸张和兼顾影廓的优美,任何物象都存在着一些美和丑的地方,艺术夸张的目的就是强化突出美的因素,缩小和简化丑的因素,经过夸张处理后的画面会使人赏心悦目。
风姿绰约的成都皮影
皮影戏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戏剧,上可以追溯到秦汉,到宋朝、明清时逐渐由巫师方士的“弄影术”流落到民间,成为民众文化娱乐的方式。 皮影戏是在一幅小小的、类似今天电影小银幕的幕布上展开,用几盏小油灯做光源,在幕后照射着艺人操纵关节灵活的小影人。观众只在幕前看见影人的手舞足蹈。 今天的人们欣赏皮影戏,如同翻开了历史,能感受先人们的聪明才智。然而,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窥视历史上皮影戏鼎盛时期的景况。皮影戏遗留下来的影人,成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文物珍品,因为皮影如此精美绝伦,因为皮影古朴的造型,因为皮影巧夺天工的镌刻技艺……皮影是戏剧的“化石”,也是工艺美术的瑰宝。 成都平原是皮影戏特别适合滋生成长的地方,受都江堰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物产丰腴,百姓衣食无忧,生活闲暇,讲究情调,注重精神文化修养。这种社会氛围,促进了地方文化艺术的发展,也使成都皮影成为我国戏剧化程度最高、最成熟的皮影戏流派,在全国独树一帜,且扬名海外。 成都皮影本地俗称“成都灯影”,有“纸灯影”、“皮灯影”之分。影人体形硕大,比北方皮影人高出一倍,最大的达七、八十厘米。成都影人服饰华美、面貌俊俏、较为写实。影人服饰以舞台戏装为蓝本,做工精致,花团锦簇,演出效果极佳,深受城乡民众喜爱。 五、六十年前,在成都的茶铺或堂会上还能看到皮影戏,如今它已是稀罕之物了。据一些老人回忆,皮影戏班影人角色很多,剧目也多,但戏班人少,最多十一、二人,少则三、五人也能撑起。他们都是多面手,提起皮影能演,还能操琴、击鼓伴奏,同时兼各种角色的腔调吟唱。但凡一些流行的川剧戏目,皮影班都可以表演。回到乡间,演员们自己硝制皮革,镌刻影人、场景和道具。没有人请,就荷锄务农。一个皮影班子,两三件衣箱包裹就是全部家当,或肩挑或马驮,来去方便,收费低廉。行会、宗族,甚至家庭、个人都请得起。乡村集镇庙会、各类民俗庆典、祭祀活动,都离不开皮影戏的捧场。皮影班子有很多神话戏,神仙鬼怪天上地下的出没,菩萨罗汉法力无边的精彩,加上高亢的声腔,震耳的锣鼓,把四方几里地的人们都吸引过来了,一派过年过节的热闹场面。有些水平高的班子能在繁华都市长期呆下去,满足观众高标准的欣赏要求。因此,川西坝子一带许多灯影艺人,脱离农耕,成为近代的职业演员。 薄薄的皮影,属平面美术类别,跟民间剪纸一脉相传,它的神奇魅力,足以令人震撼。今年,我国已经将皮影和剪纸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名录。抢救和保护皮影已经是一件紧迫的民族文化复兴工作,历史上的成都皮影是古代艺术的一个巅峰。不论其图样设计、技法技巧,还是其意境神韵,在今人的眼中都可望而不可及。我们今天怎样去传承它呢?为了使成都大皮影不仅仅躺在博物馆,要让成都皮影重现舞台,惟一的办法是创作出新时代的成都皮影,在制作上严格依照古制,在摹仿中创新,做出原汁原味又具时代气息的皮影。
三十六计之苦肉计
古人按语说:间者,使敌人相疑也;反间者,因敌人之疑,而实其疑也;苦肉计者,盖假作自间以间人也。凡遣与己有隙者以诱敌人,约为响应,或约为共力者:皆苦肉计之类也。如:郑武公伐胡而先以女妻胡君,并戮关其思(《韩非子.说难》);韩信下齐而骊生遭烹。 间谍工作,是十分复杂而变化多端的。用间谍,使敌人互相猜忌;做反间谍,是利用敌人内部原来的矛盾,增加他们相互之间的猜忌;用苦肉计,是假装自己去作敌人的间谍,而实际上是到敌方从事间谍活动。派遣同己方有仇恨的人去迷惑敌人,不管是作内应也好,或是协同作战也好,都属于苦肉计。 郑国武公伐胡,竟先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胡国的君主,并杀掉了主张伐胡的关其思,使胡不防郑,最后郑国举兵攻胡,一举歼灭了胡国。汉高祖派骊食其劝齐王降汉,使齐王没有防备汉军的进攻。韩信果断地乘机伐齐,齐王怒而煮死了骊食其。这类故事都让我们看到,为了胜利,花了多大的代价!只有看似“违背常理”的自我牺牲,才容易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 苦肉计:人们都不愿意伤害自己,如果说被别人伤害,这肯定是真的。己方如果以假当真,敌方肯定信而不疑。这样才能使苦肉之计得以成功。此计其实是一种特殊作法的离间计。运用此计,“自害”是真,“他害”是假,以真乱假。己方要造成内部矛盾激化的假象,再派人装作受到迫害,借机钻到敌人心脏中去进行间谍活动。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已是尽人皆知的故事了。两人事先商量好了,假戏真作,自家人打自家人,骗过曹操,诈降成功,火烧了曹操八十三万兵马。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杀了吴王僚,夺得王位。他十分俱怕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为父报仇。庆忌正在卫国扩大势力,准备攻打齐国,夺取王位。 阖闾整日提心吊胆,要大臣伍子胥替他设法除掉庆忌。伍于胥向阖闾推荐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勇士,名叫要离。阖闾见要离矮小瘦弱,说道:“庆忌人高马大,勇力过人,如何杀得了他?”要离说:“刺杀庆忌,要靠智不靠力。只要能接近他,事情就好办。”阖闾说:“庆忌对吴国防范最严,怎么能够接近他呢?”要离说:“只要大王砍断我的右臂,杀掉我的妻子,我就能取信于庆忌。”阖闾不肯答应。要离说:“为国亡家,为主残身,我心甘情愿。” 吴都忽然流言四起:阖闾弑君篡位,是无道昏君。吴王下今追查,原来流言是要离散布的。阖闾下令捉了要离和他的妻子,要离当面大骂昏王。阖闾假借追查同谋,未杀要离只是斩断了他的右臂,把他夫妻二人关进监狱。 几天后,伍子胥让狱卒放松看管,让要离乘机逃出。阖闾听说要离逃跑,就杀了他的妻子。 这件事不断传遍吴国,邻近的国家也都知道了。要离逃到卫国,求见庆忌,要求庆忌为他报断臂杀妻之仇,庆忌接纳了他。 要离果然接近了庆忌,他劝说庆忌伐吴。要离成了庆忌的贴身亲信。庆忌乘船向吴国进发,要离乘庆忌没有防备,从背后用矛尽力刺去,刺穿了胸膛。庆忌的卫士要捉拿要离。庆忌说:“敢杀我的也是个勇士,放他走吧!”庆忌因失血过多而死。 要离完成了刺杀庆忌的任务,家毁身残,也自刎而死。 南宋时,金兵南侵,金兀术与岳飞在朱仙镇摆开决战的战场。金兀术有一义子,名叫陆文龙,这年十六岁,英勇过人,是岳家军的劲敌。陆文龙本是宋朝潞安州节度使陆登的儿子,金兀术攻陷潞安州,陆登夫妻双双殉国。金兀术将还是婴儿的陆文龙和奶娘掳至金营,收为义子。陆文龙对自己的家世完全不知。 一日,岳飞正在思考破敌之策,忽见部将王佐进帐。岳飞看见王佐脸色蜡黄,右臂已被斩断(已敷药包扎),大为惊奇,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原来王佐打算只身到金营,策动陆文龙反金。为了让金兀术不猜疑,才采取断臂之计。岳飞十分感激,泪如泉涌。 王佐连夜到金营,对金兀术说道:“小臣王佐.本是杨么的部下,官封车胜侯。杨么失败我只得归顺岳飞。昨夜帐中议事,小臣进言,金兵二百万,实难抵挡,不如议和。岳飞听了大怒,命人斩断我的右臂,并命我到金营通报,说岳家军即日要来生擒狼主,踏平金营。臣要是不来,他要斩断我的另一只臂。因此,我只得哀求狼主。” 金兀术同情他,叫他“苦人儿”,把他留在营中。王佐利用能在金营自由行动的机会,接近陆文龙的奶娘,说服奶娘,一同向陆文龙讲述了他的身世。文龙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决心为父母报仇,诛杀金贼。王佐指点他不可造次,要伺机行动。 金兵此时运来一批轰天大炮,准备深夜轰炸岳家军营,幸亏陆文龙用箭书报了信,使岳军免受损失。当晚,陆文龙、王佐、奶娘投奔宋营。王佐断臂,终于使猛将陆文龙回到宋朝,立下了不少战功。
羌族的美术
羌族古老传统的工艺技巧,主要如挑花和刺绣,早在明清时,就已普遍盛行。 羌族妇女从小就受到挑花和刺绣工艺的训练,常在耕种劳动之余,从事纺线、织麻、挑花、刺绣等系统的技艺操作。羌族妇女的挑花和刺绣,一不打样,二不划线,全凭自己的智慧,以及娴熟的技巧,灵巧的手法,自由动用五色丝线和棉线,信手挑绣出富有羌族特色的图案,如色彩绚丽的几何花纹、栩栩如生的各种花卉和动物等。 传统的羌族挑花和刺绣技艺,其针法大多采用挑花外,还有纳花、纤花、链子扣和手绣等几种。挑花多用棉线,图案精巧细致,显得朴素大方,十分明快;挑花的色彩以黑白对比者居多,也有少数是用色线挑的。纳花、纤花的图案清秀艳丽,有些飘带全色线的参差分条排列,采用纳花针法,对比强烈,绚丽夺目,犹如五彩虹霓。链子扣则表现了羌族刚健淳朴、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 羌族挑花和刺绣工艺,其图案大多取自民间生产和生活的实践。花、草、瓜、果、狮、鹿、鱼、虫和飞禽、人物,无所不有。羌族妇女挑绣的图案景物,不仅精致秀丽,而且内容多含吉祥如意,充满了对幸福生活憧憬和渴望。主要的传统图案如:“团花似锦”、“鱼水和谐”、“蛾蛾戏花”、“凤穿牡丹”、“瓜瓞绵绵”和“群狮图”等几十种,令人爱不释手。 羌族人民穿戴的衣裙、腰带、围腰、鞋子和妇女头帕、袖口、衣襟,甚至袜底上,都有美丽挑绣图案。他们不仅通过挑花和刺绣,使织物增添了色彩和艳丽;而且还利用密麻的针脚,在织物的易磨损部位,加强了耐磨的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所以,羌族的挑花和刺绣,既具有工艺价值,又有实用意义;既显示了羌族挑花、刺绣的工艺技能,又反映了它作为羌族文化的一部分,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并丰富生活艺术特点。 另外,羌族工匠打造的铜制、铁制的三脚架,以及簪子、耳环、手镯、银牌、戒指等银首饰;石匠凿制的石狗、石柱、门坊和碑刻等,也都十分精巧美观。表现出羌族各类工匠,高超的工艺技巧。同样表现了羌族民间工艺,反映羌族人民的勤劳、智慧,并且随着羌族社会经济发展,继续不断完善和提高的历史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这一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和根本成就,对于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夺取改革发展稳定新胜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党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为己任;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始不久,党就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贯穿党的全部历史的一条主线。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条件特殊而复杂。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实践,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党又领导人民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党领导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然探索中出现了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包含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准备。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了冲破“左”的思想禁锢,打开工作局面,邓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发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强音,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引领党和国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领导我们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上,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严峻考验面前,紧紧依靠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根本动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把坚持社会主义与发展市场经济创造性结合起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展开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的全面改革进程,打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对外开放大门,开创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效显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外交工作取得新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我们党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四)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给我国发展带来的严重困难,党中央科学判断,正确决断,从容应对,使我国率先在全球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党和人民取得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伟大胜利,妥善处置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严峻考验,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  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包含的各方面目标和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局面。10年间,我国经济总量实现由世界第六位到第二位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光明美好的发展前景。  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
彩绘偏头羊诞生记
胡新明开会结束从宝鸡赶回,没有休息就接受了我的采访。他给我讲了邮票上那只彩绘偏头羊的故事。彩绘羊创作于1982年,“出生”时共有5个同胞“兄弟”,分别是偏头羊、抬腿羊、跪羊、猛羊、直头羊,造型手法力争形态逼真、粗犷夸张、憨态可掬,使用大红大绿色彩,以烘托喜庆的气氛,取意生活红红火火,幸福美满。羊的犄角向后弯曲成蜗牛状,形似“佛八宝”中的法螺,是一种吉祥图案。羊身上画着四瓣的桂花,则取“富贵”之意。泥塑羊创作成功后只生产了很少一部分,没有大批量投放市场。1991年是中国农历羊年,日本客人慕名来他家参观时定购了一批泥塑羊,从此泥塑羊才真正走进市场。 1995年,国家邮政总局邮票设计专家王虎鸣来凤翔考察民间工艺时,在县文化馆门口看到了泥塑羊,觉得十分可爱就买了一些分带回去。7年后,当王虎鸣设计2003年生肖邮票时,就想起了胡新明的偏头羊,以此为基础设计了2003年的生肖邮票。2002年11月26日,王虎鸣专程来六营村实地考察泥塑羊的“出生”,在胡新明家,他看到19年前创作的泥塑羊以及当时的照片、新闻媒体报道的相关材料后,认定生肖票采用的泥塑羊图案确实是胡新明1982年创作的泥塑偏头羊。当天夜里他即在胡新明家签署了版权、著作权协议。 记得来六营村之前,鲁旭馆长对我说:“胡新明的彩绘泥塑作品和其他人的作品不同,他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手法的同时,总是给作品一种新的思想、新的内涵。因而,他的作品虽然和传统作品一样艳丽华贵,却又不落俗套;同样稚拙质朴,却又透着一股时代气息;极度夸张,却不失物体本象,因而成为凤翔彩绘泥塑工艺中一个独特的品种。” 在六营村短暂而又宁静的时光里,我的确深刻体会到了彩绘泥塑的魅力,也为这一古老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
三十六计之打草惊蛇
古人按语说:敌力不露,阴谋深沉,未可轻进,应遍挥其锋。兵书云:“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所藏也”(《孙子行军篇》)。 兵法早已告诫指挥者,进军的路旁,如果遇到险要地势,坑地水洼,芦苇密林,野草遍地,—定不能麻痹大意,稍有不慎,就会“打草惊蛇”而被埋伏之敌所歼。可是,战场情况复杂变化多端,有时已方巧设伏兵,故意“打草惊蛇”,让敌军中计的战例也层出不穷。 打草惊蛇之计,一则指对于隐蔽的敌人,己方不得轻举妄动,以免敌方发现我军意图而采取主动;二则指用佯攻助攻等方法“打草”,引蛇出动,中我埋伏,聚而歼之。 打草惊蛇,语出段成式《酉阳杂俎》:唐代王鲁为当涂县令,搜刮民财,贪污受贿。有一次,县民控告他的部下主薄贪脏。他见到状子,十分惊骇,情不自禁地在状子上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已惊蛇.”打草惊蛇,作为谋略,是指敌方兵力没有暴露,行踪诡秘,意向不明时,切切不可轻敌冒进,应当查清敌方主力配置、 运动状况再说。 公元前627年, 秦穆公发兵攻打郑国,他打算和安插在郑国的奸细里应外合,夺取郑国都城。大夫蹇叔以为秦国离郑国路途遥远,兴师动众长途跋涉,郑国肯定会作好迎战准备。秦穆公不听,派孟明视等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在部队出发时.痛哭流涕地警告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果然不出蹇叔所料,郑国得到了秦国袭郑的情报,逼走了秦国安插的奸细,作好了迎敌准备。秦军见袭郑不成,只得回师,但部队长途跋涉,十分疲惫。部队经过崤山时,仍然不作防备。他们以为秦国曾对晋国刚死不久的晋文公有恩,晋国不会攻打秦军。哪里知道,晋国早在崤山险蜂峡谷中埋伏了重兵。一个炎热的中午,秦军发现晋军小股部队,孟明十分恼怒,下令追击。追到山隘险要处.晋军突然不见踪影。孟明一见此地山高路窄,草深林密,情知不妙。这时鼓声震天,杀声四起,晋军伏兵蜂涌而上,大败秦军,生擒孟明视等三帅。秦军不察敌情,轻举妄动,“打草惊蛇”终于遭到惨败。当然,军事上有时也可故意“打草惊蛇”而诱敌暴露,从而取得战斗的胜利。 李自成起义部队逐步壮大,所向披靡,公元1642年,围困明朝都城开封。崇祯连忙调集各路兵马,援救开封。李自成部已完成了对开封的包围部署。敌人二十五万兵马和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集中在离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了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在开封和朱仙镇分别布置了两个包围圈,把敌军分割开来。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一条长达百里、宽为一丈六尺的大壕沟,一断敌军粮道,二断敌军退路。敌军各路兵马,貌合神离,心怀鬼胎,互不买帐。李自成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的部队,造成“打草惊蛇”的作用,一路牵制力量最强的左良玉部队。击溃虎大威部后,左良玉果然因被围困得难以脱身,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往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败军溃逃。哪知,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地又遇截击,面临李自成挖好的大壕沟,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渡沟,仓皇逃命。这时等在此地的伏兵迅速出击,敌军人仰马翻,尸填沟堑,全军覆没。
藏族的音乐
藏族传统的“五明”之学中有工艺学一门,音乐便归于其中,主要译介了公元二世纪的印度学者波罗多所著的《乐舞论》,以及旃陀罗阁弥和《旃院罗波字经》、《乐论明意颂》等。这些作品在藏族作为一学科流传,受到历代高僧大德们的重视。 藏族人自著的音乐著作大约要数萨班(1182—1251)的《乐论》为早。围绕以寺院为主体的音乐和表演活动,藏族的乐器主要有:   (1)鹰笛。用鹰骨制作的吹管乐器。   (2)岗令。意为腿骨号,吹管乐器。   (3)董。即海螺,藏族喜用白海螺(董噶)。   (4)铜钦。意为大号。吹管乐器。   (5)牛角琴。用野牛角制作的拉弦乐器。   (6)根卡。为藏族拉弦乐器。   (7)扎聂。为弹拔乐器。基本流行整个藏区。   (8)必汪。拉弦乐器。俗称弦子。   (9)达玛若。为打击乐器。俗称拔流鼓。 藏族音乐一般被分为寺庙音乐、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三类。这三类音乐各自的蕴含是非常丰富的。囊玛是藏族歌舞中非常重要的形式,通常许多人称其为宫廷歌舞、或古典歌舞。堆谐是与囊玛一样,在藏区卓有影响的歌舞。“堆”为地方名”“谐”为歌舞曲。其意为“堆地方的歌舞”,民间称其为“拉萨踢踏舞”。藏戏、寺院音乐也是藏族音乐的大类。
剪纸的文化背景
据考证,从商代始(公元前1600—1100年)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进行接空刻花制作装饰品。西汉时,人们用麻纤维造纸,传说汉武帝的宠妃李氏去世后,帝思念不已,卧不安度,食不甘味,于是请术士用麻纸剪了李妃的影象为其招魂,这大概是最早的剪纸。公元105年,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了剪纸艺术,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唐宋时期,流行“镂金作胜”的风俗。“胜”,就是用纸或金银箔、丝帛剪刻而成的花样,剪成套方几何形者,称为“方胜”;剪 成花草形者,称为“华胜”,剪成人形者,就称之为“人胜”。南朝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东方朔传?岁时节》: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 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盛,阴则灾。 八日之中,尤以人日为重,又称“人胜节”)以七种菜为羹;剪彩 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于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 唐代大诗人杜甫以《人日》为题作诗:“此 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尊前柏叶休随 酒,胜里金花巧耐寒。”另一位唐代著名诗人李 商隐也作有《人日》诗,诗中说:“镂金作胜传 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唐代李远《剪彩》诗写 道:“剪彩赠相亲,银 缀凤真,双双御绥 鸟,两两度桥人,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愿 君千万岁,无处不逢春。” 六十年代在新疆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件唐代的人胜剪纸,七个女子人形排列成行,此胜用于围饰发髻。 在日本的正仓院,保藏有两枚唐代华胜,据日本齐衡三年(公元856年)《杂财物实录》载:“人胜二枚……天平宝字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献物”,日本天平宝字元年即为唐代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其中一枚为罗地金箔字,上面剪祝颂吉语:“令节佳辰,福庆惟新,曼和万载,寿保千春。另一枚则用金箔刻了复杂的边饰,并饰以红绿罗的花叶,中心是一儿童在竹林下戏犬。 当时,还流行着一种用双丝绢帛剪成的小幡,叫做春幡, 或称幡胜、春胜,在立春那天,作为节日礼物,或簪于头上,或挂在柳枝上,亦或贴于屏风。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意为骄儿袞师请父亲在剪彩制成的春幡上写“宜春”二字。因为立春之日为春天的首日,象征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所以唐宋时期,人日剪彩这一民俗活动渐渐集中到立春这天,人们剪制各种幡胜、春幡、春燕、春蝶等等,作为节日礼物。皇帝在这一天也接见群臣,并分别赐以金银幡胜或者罗幡胜。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一首“菩萨蛮”中写道:“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轻。”有一种鸟,因头项长有金黄色大羽冠很像插着一枝幡胜,而被命名为戴胜鸟,韦应物《听莺曲》中“伯劳飞过声局促,戴胜下时桑田绿”,胜成为春归大地的象征。 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载:“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或以家长年龄载之,或贴于门媚。 在宋代,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许多工艺美术应运而生,并出现了专业剪纸艺术家。周密《志雅堂杂钞》载:当时京城沛梁“向旧天都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余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二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 明清人的笔记和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剪纸名家的。如《苏州府志》载:“赵萼,嘉靖中制夹纱灯,以料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晕色。溶蜡涂染,用轻绡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芬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 《严州建德县志》载:“林文耀,字纲斋,幼即工书,中年失明,乃剪纸为字,势飞动若龙蛇,点画不差毫发。室人装璜成轴,……人称之日“林剪。”《保定府志》载:“名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 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杨.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大 区),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焉。 清代陈云伯《画林新咏》说:“剪画,南宋时有人能于袖中剪字,与古人名迹无异。近年扬州包钧最工此,尤之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入妙。”并有诗曰:“剪画聪明胜剪书,飞翔花鸟泳濒鱼;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清康熙时,有位宫廷画家邹元斗,画有一幅祝福新年伊始的风俗画《岁朝图轴》画的上端绘有垂挂着的五枚彩色剪纸“门笼”。门笺的形式即是由春幡演变而来。在清代,因满族人有剪纸的习俗,致使剪纸进入宫廷。在故宫,历代皇帝举行婚礼作洞房的神宁宫,墙壁按满族习俗裱纸,四角贴着黑色的双喜字剪纸角花,顶棚中心贴着龙凤团花的黑色剪纸;在宫殿两旁的过道壁上也贴有角花。据说有人用纸剪成有鹿。鹤、松的“六合春”图案,加以彩绘,贴于朝服上,连西太后都以为是绣出来的。 可以说剪纸艺术自诞生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她流传面之广、数量之大、样式之多、基础之深比任何一种艺术都更加突出。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她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附丽于生活,充实了生活,以她特有的方式默默地唤起人们对生命的追求,对生活的信念,对国富民康的企盼;她将人们平凡的生活点缀得如此瑰丽多姿,充分寄托和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她为满足人们更高的社会性的精神需要而茁壮成长。 如今,剪纸的天地更为广阔了,它早已走出了庄户人的小院,走入现代设计的广阔天地,在产品包装设计、商标广告、室内装演、服装设计、书籍装帧、邮票设计、报刊题花、连环画、舞台美术、动画、影视等各个方面都有她的清影;她也走向世界,名扬四海,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与艺术瑰宝。随着历史的进程,许多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被渐渐淡化、湮没了。然而,真正文明的标志应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并存,共同发展。愿这棵古老的艺术之树常绿常新。
三十六计之远交近攻
古人按语说:“混战之局,纵横捭阖之中,各自取利。远不可攻,而可以利相结;近者交之,反使变生肘腋。范睢之谋(《战国策秦策》、《战略考战国》)为地理之定则,其理甚明。 远交近攻的谋略.不只是军事上的谋略,它实际上更多指总司令部甚至国家最高领导者采取的政治战略。大棒和橄揽枝,相互配合运用,不使乱与自己的近邻结盟。对邻国则挥舞大捧,把它消灭。如果和邻国结交,恐怕变乱会在近处发生。其实,从长远看,所谓远交,也决不可能是长期和好。消灭近邻之后,远交之国也就成了近邻,新一轮的征伐也是不可避免的。 远交近攻,语出《战国策秦策》:范睢曰:“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这是范睢说服秦王的一句名言。远交近攻,是分化瓦解敌方联盟,各个击破,结交远离自己的国家而先攻打邻国的战略性谋略。当实现军事目标的企图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难以达到时,应先攻取就近的敌人.而不能越过近敌去打远离自己的敌人。为了防止敌方结盟,要千方百计去分化敌人,各个击破。消灭了近敌之后,“远交”的国家又成为新的攻击对象了。“远交”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树敌过多而采用的外交诱骗。 战国末期,七雄争霸。秦国经商鞅变法之后,势力发展最快。秦昭王开始图谋吞并六国, 独霸中原。公元前270年,秦昭王准备兴兵伐齐。范睢此时向秦昭王献上“远交近攻”之策,阻秦国攻齐。他说:齐国势力强大,离秦国又很远,攻打齐国,部队要经过韩、魏两国。军队派少了,难以取胜;多派军队,打胜了也无法占有齐国土地。不如先攻打邻国韩、魏,逐步推进。为了防止齐国与韩、魏结盟,秦昭王派使者主动与齐国结盟。其后四十余年,秦始皇继续坚持“远交近攻”之策,远交齐楚,首先攻下郭、魏,然后又从两翼进兵,攻破赵、燕,统一北方;攻破楚国,平定南方;最后把齐国也收拾了。秦始皇征战十年.终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愿望。 春秋初期,周天子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架空,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郑庄公在此混乱局势下,巧妙地运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敢得了当时称霸的地位。当时,郑国近邻的宋国、卫国与郑国积怨很深,矛盾十分尖锐,郑国时刻都有被两国夹击的危险。郑国在外交上采取主动,接连与邾、鲁等国结盟,不久又与实力强大的齐国在石门签订盟约。 公元前719年, 宋卫联合陈、蔡两国共同攻打郑国,鲁国也派兵助战,将郑国东门围困了五天五夜。虽未攻下,郑国已感到本国与鲁国的关系还存在问题,便千方百计想与鲁国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宋、卫。 公元前717年, 郑国以帮邾国雪耻为名,攻打宋国。同时,向鲁国积极发动外交功势,主动派使臣到鲁国,商议把郑国在鲁国境内的访枋交归鲁国。果然,鲁国与郑重修旧谊。齐国当时出面调停郑国和宋国的关系,郑庄公表示尊重齐国的意见,暂时与宋国修好。齐国因此也对郑国加深了感情。 公元前714年,郑庄公以宋国不朝拜周天子为由,代周天子发令攻打宋国。郑、齐、鲁三国大军很快地攻占了宋国大片土地.宋、卫军队避开联军锋芒,乘虚攻入郑国。郑庄公把占领宋国的土地全部送与齐、鲁两国,迅速回兵,大败宋、卫大军。郑国乘胜追击,击败宋国,卫国被迫求和。郑庄公势力扩张,霸主地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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